愿这缕青烟飘到父母墓前

今天是清明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清明不能说是佳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清明是一个悲情与悲怀交织的日子，令人倍感神伤。缕缕青烟萦绕，炷炷香火明灭，寄托人们对逝去亲人的缅怀与哀思。

居京三十多年，我从没有忘记这天，在父母的遗像前，到十字路口燃上一沓冥纸冥钱，寄托自己的哀思。

一、

父亲是1973年末去世的，屈指算来，到今年已经超过了49个年头，但父亲去世最后那半年多时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一直在我脑中浮现。

1972 年末，谈了几年恋爱的我准备于过年正月结婚。那一年我周岁已经满24岁，就我的年龄来说，当时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属于大龄青年。

当时我在离家乡临汾100多公里的闻喜县工作，未婚妻在临汾工作，因此也时不时回家。

父亲那年已经满了70岁，在父母眼里，我这么大没有结婚非常着急。当父母的，看儿女早点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是他们余生的最大期盼与幸福。

家里那时与大多数国人一样，生活并不富裕，作为农民的父母当然也没有什么余钱。当时我虽然已经工作几年，但每月的工资还不到40元。除了吃喝，有时给父母一点钱，所剩更无几。好在那时也无须什么厚重的财礼钱和嫁妆(妻也不要），一切便能因陋就简了。

父亲虽然是农民，但他是一个泥木匠人，基本不从事农业劳动。

婚期定下来以后，为了筹备我的婚事，作为父亲，总想着给我结婚做件家具。

做什么呢？大件的肯定不行，需要大量的木料。买木料肯定不行的，那需要不少的钱。

他想来想去，知道家里还有几根拆老房子剩下的木料，虽然不好，浑身都有虫蛀，但因为经时日的风吹日晒侵蚀，做出的家具绝对不会走形，倒成了做家具的不错木料。

那几天我正好回家探亲，与我商量后，我就和父亲便一块干了起来。因为是原木，必须把它伐成板材。父亲那年已经满70岁，加之自己的身体也不太好，大锯拉起来是非常费劲的。

过去伐木成板，年轻人一般都没有见过。具体操作就是把木料绑到大树(木桩）或者板凳上(区别是木料大小），一人在上，一人在下(或者平拉），两人用大锯把它一片片锯开。在上面的一般都是师傅，在下面的都是徒弟，因为上面的人一般把握锯口不走线。但上面的人只能站着拉，不能坐，而下面的人必须坐着，成一高一低势。

父亲是师傅在上，我当然是在下面。看父亲一上一下吃力拉着锯的样子，我多次让他歇歇，他就是说不累。截木，伐板，刨板，合缝。两天功夫，一个长三尺，宽二尺五寸的柜子做成了。然后就是由我刮腻子，上色，刷清漆。三遍漆之后，我结婚的唯一家具终于做好了，然后我又返厂工作了。

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唯一结婚礼物。几十年来它一直在家放着，每次回家，睹物思人，常常令我神伤。

1973年正月初六，我们结婚了。洞房当然就是家里的土炕。十几平方米的洞房土炕地上，唯一摆放的就是父亲给我做的柜子。里面收纳的是妻几件所谓的新婚衣服，最多的则是按家乡习俗母亲做的和亲戚送的几床被褥。

婚假只有七天，假期一满我又回到了工作单位，妻也回到城里上班，我们俩也过上了当时很多人两地分居的日子。

如此十个多月时间，我逢“五一”“十一”放假，我一般都回家。当年11月，妻来到我们厂探亲，这也是她唯一一次到我工作的闻喜相聚。

一天晚上8点多钟，厂传达室接电话的人突然告诉我，你哥哥打来电话，说你父亲病了，让我赶紧回家。

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犹豫，立即和妻子坐上当天夜里10点多的火车启程。

100多公里的车程，当时需要两个多小时才到，等到我们到达临汾火车站时已经是午夜12点多。

因为我们走得急，我俩没有买票，下车后便到车站补票处去补票。哥哥当时说他到车站接我们，阴差阳错，因为我们去补票就没有见到，自己骑三轮车回去了。

半夜三更，也没有公交车，是回妻的住处明天再说，还是去哥哥所在的单位?无须犹豫，我立即说先到哥的单位，因为一切不明，见到哥再说。

火车站离我哥单位大约在四五公里左右，我们只能步行。妻当时怀孕已经四个多月，我俩就这么走啊走，一会儿歇歇，一会儿疾步，大约走了一个来小时，到了哥哥单位已经到了午夜一点多。

工厂晚上大门是关着的。我们透过紧锁的大铁门，喊了几遍。门卫终于听见了有人叫门，就问：“谁呀，有什么事?”

我报上哥哥的名姓，说明原因，请他给开开门让我们进去。

门卫披着个棉大衣出来，我们进去，找到了哥哥所住的宿舍，终于见到了父亲。

父亲当时住在哥哥的床上，哥哥住在别人让给他临时住的床上，听门卫告诉他有人找，哥哥开了门。他一见是我俩，就说：“我登了辆三轮到车站接你们，怎么也找不到。一寻思也太晚了，可能你俩明天早上才回来，就自己返回来了。

父亲当时头脑还十分清楚，见我俩来了，非常高兴。但欲起又躺下，他已经无力支撑自己的身子了。哥哥告诉我俩：“咱爸前几天突然咳嗽，喘不过气来难受得厉害，下午刚从家接到他这里。但到后医院已经下班，明天准备带他到地区医院去住院。”然后让我俩先回妻处去，明早送爸去医院看病。

我安慰了父亲，告诉他我明天早上过来，便与妻回到了她的住处。

第二天一打早，我与哥哥一同用三轮车把父亲拉到了临汾地区人民医院。医生看过父亲的病后说，可能是肺气肿，需要住院治疗，便立即开具了住院手续，然后住了院。

此后六天，我和哥白天基本都陪父亲在医院，晚上轮流陪床，饭一般都由妻子做好送来。

到了第六天晚上七八点钟，父亲突然病情恶化，痰卡在喉咙口呼噜呼噜上下喘就是咳不出来。值班医生看过后对我俩说：“老人不行了，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吧，不然晚了。”

家乡的规矩，人死了是不能尸首回村的，我就见过好几个村人，因为死在外面或者医院，家人只能在村外的打麦场用木头搭个庵篷，把亲人的棺椁暂厝在那里供家人亲戚村人祭祀与吊唁。年轻人还好，一般厝三五天就入土埋葬，老人一般都得七天。

七天，白天黑夜不能断人，还得迎候陪伺所有前来吊唁的人。夏天日晒蚊咬，冬天风吹雪欺，都非常不便。因此家乡人是有一分奈何也绝不会让亲人死在外面的。

听了医生的话，我们兄弟一商量，立即决定，当夜让父亲出院回家。

我们村离城并不远，走大路也就20华里。虽然一马平川，但当时的条件，一般人也就是用平板车拉回去。哥哥当时在临汾地区煤机厂当工程师，他们厂有一辆大卡车。他找到司机说明情况，司机很快答应，立即开车来到医院。我们在医院借了一个担架，放在马槽里。父亲躺在上面，我俩坐在担架旁看护，半个多小时便趁夜回到了家。

第二天，大姐来了，妹妹来了，我们兄弟姐妹和母亲就这么陪在父亲身边旁。二姐因为在外地工作，电报通知父亲病重，哥哥便到城里火车站接她去了。

一天时间，待到下午四五点，父亲病更加严重，呼噜呼噜一股劲喘气就是喘不出来，然后声音越来越小。我把父亲抱着怀里，放在腿上，不停地为他抹胸顺气。大约下午五点钟左右，哥哥接二姐刚进家院门，还没等落脚，二姐便大声叫了一声“爸——！”

许是死神报信，也许是父亲听见儿女全到了，没等他们进屋，头一歪，倒在我怀里。我们立即哭成了一片。

父亲就这样走了，那年他刚刚过了71岁生日几个月——那是1973年12月26日(农历腊月初三），我结婚还不足一年。

二、

父亲去世后第二年5月，儿子出生，7月我也从闻喜县调回到家乡临汾。

此后十七八年，我虽然调过单位，但一直在临汾工作。每逢周日，无论酷暑冬寒，雨雪风霜，不是带着妻子儿女，就是我独自一人，我一定要回到村里陪伴母亲。

每到周日，母亲早早便候在胡同口或者家门口等待我的归来。村邻们说的话：“你奶(家乡人过去对母亲的称呼，现在已经没有了)就像个憨鸭(鸟)一样，到了星期天就伫在这里等你。”

时间到了1992年初，我调到了北京，那一年母亲已经虚岁80。

母亲是正月二十七的生日，按照家乡的习惯，当年也就是八十诞辰。说句十分6亏心的话，母亲活了79年，我们从来没有给她过过一个像样的生日。不是我们不想给她过，而是她不让过。一是她怕破费，二是她不喜欢排场。

“人活七十古来稀”，早先我就给母亲说过：“咱们七十不过，到您八十大寿一定得过。”但没有想到，就在正月母亲八十岁生日即将到来的日子，我必须到北京报到。无奈，我只能把母亲的生日提前到正月初六来过。

母亲八十寿辰，本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我邀了亲戚、朋友、老同事、老同学上百人，在酒店摆了十几桌酒席，为母亲过生日，也作为我和同事同学和朋友们作别。但是，在酒席上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怎么说呢？中国人有句老话，叫：“父母在，不远游”，但我却在母亲最需要的时候要离她远去。我是多么的不孝啊！

我和妻的调令本来是1991年10月便来的，就是因为母亲，我一直不想离开临汾。经过两个多月的思想斗争，直到年底调令快作废的最后三天，我们才到人事局办了进京手续。

母亲那年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了。耳背得厉害，佝偻着身子，近一米七的高个头已经不足一米六了。过去一直健谈的她也很少说话，每每我回到家，只是痴痴地看着我，很少交流了。

这时候离开她真的有点残忍。

在那天母亲的寿诞宴席上，作为主人，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告诉大家我过两天就要到北京工作，然后就是拜托嘱望哥哥姐姐妹妹们照顾好母亲，原谅我为了自己的儿女自己却成了一个不孝的儿子。

此后三年，我每年无论如何春节都要回家。那些年，北京到临汾的火车每天只有两趟，到了春节车票更加难买。但无论票多么难买，我必须回家，即使自己爬着回去。

还好，因为在临汾工作多年，有很多可以买到火车票的朋友，每年我都会如期回到家。

母亲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明显衰老了。她多数时候住在大姐家，有时候也住到妹妹家，但基本都能自理，只是话越来越少，回家后除了问问孙子孙女的情况很少和我说起其它。

我回去一定先把她接回自己家。我一般在家住十天左右，打扫卫生，给她做饭，而她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怔怔地看着我，像欣赏一件心爱的宠物，生怕他离开。我知道她已经知道了我调到了北京(走时我并没有告诉过她，只是说我要出差很长时间)，因此要利用有限的时间看够自己的儿子。

时间过得飞快，眨眼间我调到北京已经四年多，1996年1月24日，当我正筹谋着春节回家之事时，突然接到哥哥给我拍来电报：“母病重速回。”

沉重的五个字，像一颗炸弹炸到我脑中，像一座大山压到我心上。不容分秒思想，我立即向单位请了假，当即收拾行装，乘当晚时间最近的一趟火车先行一人回家。

当时北京直达临汾的火车需要13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准时到达。走时我就与临汾一同学联系好，家母病重，25日早上7点钟你到火车站接我。

火车咣当咣当前进，我的心也咣当咣当翻腾。“母病重速回”，电文非常简单，我无法知道母亲病情究竟如何。记得那是1993年秋，也是一封电报，说母亲重病着我回家。待我到家后一看，母亲病情已经好转，除了腹泻痢疾，精神颓靡，输了几天液便好了。我在家住了十几天，每天除了给母亲接屎把尿，就是和母亲聊聊东西。心里期盼，但愿这次也是如此，即使您病重也得等你的儿子回家啊！

临汾我有很多同学，七行八做，各有路数，同学不负托付，第二天早上他借了一辆小车准时接上我，半个小时便到了家。

进村不久，我就有种不祥的感觉，特别是到了胡同口，我已经看到家门口站着好几个人，猜想一定是母亲的病重得非常厉害，不然那么多邻居到家门口做什么？

我急急下车，连感谢同学的话也没有顾上说，便急匆匆地走进家门。

进了院门，远远的我便看到我家正房堂屋正中凳子上摆放着一口木色棺材。

这是我非常熟悉的一口棺材，它是在母亲七十岁那年我为她早就置备定做的寿材。松木帮，柏木档头，它已经在我家角屋里放了十几年，我太熟悉它了。

我心里一沉，急急跑步进屋，大姐姐、二姐、哥哥、妹妹一应人手都在。毋庸任何语言，我顷刻跪倒在母亲灵前连连磕头，嘴里不停地喊着“奶——奶——”，想哭哭不出来。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哇的一声大哭，泪水像决堤的江河倾泻而下，一点也控制不住，就这么任由哭泣嚎叫。

泪干了，眼沽了，流不出泪来了，我方住。大姐告诉我，母亲是昨天(1996年元月24日，农历腊月初五）上午从她家送回来的，晚上便不在的。她走得非常平静，没有多少痛苦，也没有遭罪。我大致算了一下，母亲与父亲去世之日，按农历整整相差22年零两天。我想看看母亲，但老家规矩，入殓头两天不能打开棺材，只有三天后的“封口”那天才能打开棺材，让亲人见最后一面。此后棺材便被钉死，再也见不到人了。

我回家后的第二天，妻子与儿子也一同赶回了家，女儿因为上大学二年级请不到假没有回来。儿子女儿虽然没有与奶奶共同生活过多少天，但毕竟近在咫尺，或母亲进城住，或他们回村看望奶奶，总时不时见到奶奶。奶奶在他们心中也是至亲至爱！

埋葬母亲后的第二天，我和妻儿到村里浴室洗了个澡；第三天，又把母亲及我们留在家里的被褥全部拆了洗了个干干净净。

岂料我们刚刚洗完，我的右眼突然只能看到天，看不到地了。这是怎么了?我不知道。哥哥姐姐妹妹邻居们都说我眼睛哭瞎了。

这可怎么办，我还不到50岁，而且刚到北京工作不几年，并已经担任了一个部门的领导职务。如果眼睛真瞎了，以后如何工作生活?不容迟疑，第二天一早我便与妻子赶到地区眼科医院。医生一检查：视网膜脱落。

视网膜脱落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眼睛致盲疾病。医生告诉我，我们眼科医院医疗条件与技术都达不到，你们立即到太原省眼科医院，尽快行激光粘连手术应该可以治好，不然就难办了。

到太原治病，当然不如回北京治病，太原无家无舍，北京最少还有个家。于是我们原计划的再过几天，把母亲去世后家里一切安排再回京，改为立即回京，尽快手术。

在临汾多年，当然朋友不少。我原来所在厂工会李主席听说后，立即联系到本厂同事，他的女儿正在同仁医院读研究生，让我们去找她。

第二天，我们夫妻及儿子三人回到京，立即便到同仁医院找到了那个姑娘。我当时已经调出这个厂六七年，和他父亲虽然不熟悉，但也认识。我们说明情况，插了个号，她找主任给我看了病，让我们第二天上午来院手术。

谢天谢地，第二天在手术室，由主任操刀，一个小时不到，手术完成。医生告诉我们，眼罩三天后摘掉，然后再来复查。

“没有瞎！”当我摘掉眼罩后，环视四周，视力虽然大不如先前，但基本没有什么大碍。

这也许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三、

到京后三十多年，每逢年节我都会在父母的遗像前烧上两炷香，摆上几盘水果、点心祭祀一番。

清明节、中元节、寒衣节，我年年都要买上一些冥纸冥钱，到十字路口烧，以寄托自己对父母的缅怀与哀思。后来城里不让烧，我就走很远的路到人流稀少的地方去烧，几十年从未忘记。

2020年，也就是武汉疫情发生最重的那年清明，我一家被困在大兴家中。这里远离城区，年年清明节小区边上十字路口晚上都有人烧纸。清明节头天晚上，是我例行给父母烧纸的日子。那天晚上十点多钟，我照例来到路口烧纸。

我到了路口，一切完全与往岁不同。十字路口四个角落，过去烟火缭绕、纸烛明灭的烧纸人一个都没有了。我拿着纸走过去，一个人便从对面跑过来对我说：“这里不能烧纸！”一问才知道他是镇政府派出看管烧纸的。

我说哪怎么办?他悄悄告诉我：“你后半夜再烧。”我又转到另一个路口，还是一样，也有人看着不让烧纸。我问：“你们什么时候下班?”他说：“12点。”

无奈，我只能拿着冥纸回家，一直等到午夜一点我才出来把纸烧了。

去年，也就是2021年清明节，我照例买了纸，晚上十点多钟到家门口的十字路口去烧。还没有走到近前，一个戴袖章的人立即走了上来，不让我烧。他告诉我，前面公园那里的路口无人管，你去那里去烧吧。

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例行公事，临时招来干这个事的，挣上钱也不容易，不能不管。但考虑到人们的心情与习俗，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口送你一计吧。

两年下来，我明白，今年清明一定还是不让烧纸。我多了个心眼，早早买到纸(都是偷卖)，想我不清明节前那天去烧纸，我提前到前三天，路口一定不会有人把守。

然而当4月2日晚上，我拿着纸走到了小区边上的十字路口时，那里仍站着一个人。我一看便猜出七分，于是便问：“你是看管不让烧纸的吧？”

“对！”

“哪怎么办?我总得烧吧。”

你到前面那个路口去烧吧，那里没有人看管。

我真的没有想到，今年清明节居然头三四天就有人看管了，看来以后烧纸更难了。

听了看管人的话，我来到了二三百米远的一个大路路口，远远的就看见那里烟火明灭。到了近前一看，地上有几摊冥纸燃烧后留下的灰烬，还有几个人正在烧纸。我找了一根别人烧纸拨火用过的木棍，用已经烧成炭的木棍头，在地上画了一个缺口朝西南家乡方向的圆，掏出打火机，点燃了印有水果、点心、衣帽、小车的冥纸和印有天国银行字样的冥币。

纸币纸钱燃着了，我蹲在地上，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我知道，父母对我今天在这里烧纸是一点也不会知道的，唯一知道的就是我自己：这只是一种悼念，一种寄托，一种缅怀，一种哀思，除了自己的一颗心，其它都归于无。

烧完纸，待明火熄灭，我用装冥纸的塑料袋把自己烧过的灰烬装上，提着投入了垃圾箱。

清明节不让烧纸北京看管的越来越严了，明年还能不能烧(即使偷偷烧），我不知道。慎终追远，追怀先辈，是中华民族的故有传统，如果把它放在陈规陋习革除，我并不同意。但为了环保，是否可以改改习俗?当然也是应该的。

今年清明节也许就是我给父母烧的最后一次纸了，尽管偷偷摸摸，但我还是想说，愿这缕青烟能飘到父母坟前，儿我想你们了。

2022年4月5日清明节夜草就